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年4月26日—1951年4月29日），犹太人，哲学家，1889年4月26日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省，1951年4月29日逝世于英国剑桥郡，享年62岁。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其研究领域主要在数学哲学、精神哲学和语言哲学等方面，曾经师从英国著名作家、哲学家罗素。

燃读

解释总有尽头

维特根斯坦：语言的边界

文 | 奥托·A.波默

译 | 聂宗洋

1889年4月26日，一个名叫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的男婴在维也纳第一次睁开眼睛，看到了这个世界。他是家里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出生时家里条件很好。维特根斯坦一家生活优渥，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是布拉格钢铁工业的总负责人，地位相当于德国传奇人物阿尔弗雷德·克虏伯。老维特根斯坦是当时进步的大工业家之一，他提倡审美艺术，与知识分子、音乐家和诗人都有来往。他致力于革新生产方式，却是奥匈帝国残酷君主制坚定而忠实的拥护者。卡尔·维特根斯坦成为奥地利工业巨头的崛起之路充满传奇色彩，甚至可以拍成一部电影：1864年，他因为一篇叛逆的文章触怒了高中的老师，被勒令退学。于是，他离家出走了，凭借一本假护照到了美国。他在那里艰难谋生，当过服务员、乐手、代客停车服务生和酒吧侍者。此外，他还做过希腊语教员和数学教员，并试着做过教小提琴和圆号的音乐老师。1867年，他回到了维也纳，开始读机械制造专业的课程，最终还是没有毕业。

卡尔·维特根斯坦从美国带回来的，是一种敏锐的现实眼光，这让他能够对计划的可行性和已经发生改变的环境做出精确判断。而他生活中的另一面是属于非生产性的艺术的，对此他有着独特的嗜好。对他的孩子们来说，他同样也是一位严格的父亲——他们学习的东西，都必须经过他的认可。在他看来，只有技术员和商人才是有前途的职业。路德维希的母亲莱奥博迪内·维特根斯坦是一位沉静温柔的女性，总是站在丈夫身后支持他。这种家庭背景对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个人发展产生的影响，比他自己想要承认的还要深远得多。这促使他有了一段关键经历，并转向了哲学研究。接下来，我们就会谈到这些。

当时的维也纳是忧郁的大本营。忧郁思想主导着讨论：普通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闲情沉溺于所谓存在的忧伤中，而富裕阶层却乐此不疲。这也许和人们对阴暗面的热衷有关，他们可以安稳地坐在家中，尽情地用敏锐纤细的感官去捕捉尘世间一切努力终是徒劳的绝望感。维特根斯坦一家也没能摆脱这种忧郁情绪，父亲本人就一直很脆弱，五个儿子中的三个选择了自杀，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一生都在与反复发作的抑郁症做斗争。维特根斯坦家的孩子们很难满足父亲的高要求，而路德维希作为最小的孩子，却相对轻松地完成了：他表现出了明显的技术天赋，这让父亲很高兴。要不是这一点，小路德维希是很难在家中受到关注的，因为他的哥哥姐姐们似乎天分更高。尤其是路德维希的哥哥保罗，他是一位著名的钢琴家，尽管失去了一条胳膊也未曾中断自己的演奏生涯。路德维希一开始接受的是家庭教师的教育。1903年，他进入林茨的国立中学学习，而就在不久前，一位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同龄学生刚刚离开了这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学校成绩中等，在同学中显得格格不入，总是试图通过彬彬有礼的行为举止来掩盖内心的不安。与同学们不同，路德维希说着一口近乎矫揉造作的标准德语，而且很在意别人对他以“您”相称，结果这成了所有人的笑料。卡尔·维特根斯坦这时已经失去了两个儿子了——因自杀而死，他很担心自己这个最小的儿子。于是，他将路德维希接回了维也纳。路德维希在熟悉的环境中，果然好了一些，他读了许多书，其中，克莱斯特、歌德、默里克、莱辛对他影响很大，而叔本华哲学所宣扬的残酷的世界观，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906年7月14日，维特根斯坦读完了中学七年级，通过了毕业考试，学校给出的成绩甚至有些超出其想象。同年10月，他入读了柏林夏洛腾堡高等技术学校。他依然最喜欢处理技术问题，然而在柏林，他第一次对哲学展现出了持久的兴趣。他的姐姐赫尔米娜在她的《家庭回忆录》中写道：“在那时，或者就在不久后，他突然迷上了哲学，完全沉浸在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中，甚至违背了他的意志，以至于他承受着内心相互矛盾的双重呼唤，像被撕裂一样痛苦不堪。这样的变化，他在之后的生活中还会多次经历，这些动摇了他的整个心灵……在那些天里，路德维希处于一种难以形容、几乎是病态的兴奋中。”

维特根斯坦很快就意识到，哲学是一种无比严肃的问答游戏，同样的问题以一种精明的迟钝状态，一再清晰地被重新提出，以便能得到同样的答案——人们对此几乎无能为力，这些答案由于知识水平的明显进步，同样无法提供任何实在的论据来保证其正确。维特根斯坦在1910年参加路德维希·安岑格鲁伯的戏剧《测绘员》演出时，领悟到了这种确定性，当时他刚满二十一岁。这部作品的中心人物是斯坦克洛普福汉斯，他是女仆的私生子，由于受到神灵的“启示”，成了农民中的思想家和乡村的哲学家。一场重病让他远离了所有人。在独处中，他突然领悟到了自己命运的确定性：天地之间，再也不会有任何事发生在他身上。维特根斯坦的传记作家布莱恩·麦古尼斯也在书中提到了这件事，但没有指明斯坦克洛普福汉斯这个名字，只把他叫作经历了“启示”的“人物”：“毫无疑问，维特根斯坦的宗教觉醒与这一场景有关，其中描述了一个经历了‘额外启示’或称‘神灵感召’的人物。此前，这个人都生活在可怕的悲惨境遇之中。然而有一天，阳光洒在他身上，他扑进草丛，想到自己总有一天会去世。当他晚上醒来时，他感到‘内心充实，就好像不久前那明亮的阳光还留在我的体内……接着，它溢出了我的身体，就像一个人在对另一个人说：你不会发生任何事！就算是最大的痛苦，一旦忍过去，也不算什么了！无论你现在是躺在六英尺深的草丛中，还是已经目睹了上千次——你不会发生任何事！——你属于世间万物，而世间万物都属于你！你不会发生任何事！’”

维特根斯坦将这种确定性吸收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这不仅成了他宗教思想的主导，还为他研究的哲学问题提供了一种非程序化的保证，试图在普遍的语言能力背景下，重新确定可说的边界。每次交流达成一致前，这种跨越边界的过程中自然包含了所有失败的可能。维特根斯坦认识到的不仅于此，他还想起了自己受到的感召，那是一种不可动摇的被他自己称作“无言的信仰”的力量。尽管现实中有着各种失败，这种信仰一定会超越生活本身造成的崩溃。虽然他作为生活在乱世中的人，不免被现实裹挟，但外部环境已经无法对他造成影响了。维特根斯坦想好了自己的理由。他确信，自己“完全受到庇护”，因此可以将自己的哲学研究项目公之于众，它涉及在可言说的边界确立认识的可能性，如为存在而做出的努力所揭示的——从最真切的字面意义上理解——不被失败所困，一定要继续前进。在回忆往事时，他记下了自己这段关键经历的意义：“它迫使我冲破语言的边界，我相信，所有当时试图书写或谈论道德和宗教的人都被它驱使着。而这种冲破我们的牢笼边界的努力完全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1911年，维特根斯坦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当时的剑桥大学，是欧洲哲学和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中心。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是剑桥的明星，他思维敏锐、谈吐幽默，一生都喜欢与他所认定的专家们来往。我们那位来自维也纳的默默无闻的大学生，在这位大师面前丝毫没有表现出敬畏的态度，而是追着他问一些刁钻的问题。罗素在给他当时的女友奥托琳娜女士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德国朋友原来是个讨厌鬼。下课后，他陪我走回家，然后一直和我争论到吃夜宵的时间，观点固执而荒谬，但我并不认为他愚蠢……他认为，人是无法凭经验了解任何事的。我要求他承认房间里没有犀牛，但他拒绝了。”维特根斯坦此时虽然一无职位，二无声望，却成了罗素平等的谈话对象。一开始罗素只是觉得有趣，后来他才发现，他的这位学生拥有过人的天分，甚至可以说一定是个天才：“他也许是我遇到过的传统意义上的天才中最完美的例子：热情，深刻，专注，而且自信。他有一种纯粹，这是我除了G. E. 摩尔之外，再也没有在任何人身上见到过的……他每晚的午夜时分都会来拜访我，就像一只野生动物一样，在我的房间里来回踱步，可以一连踱三个小时，沉浸在兴奋的沉默中。有一次，我对他说：‘您是在思考逻辑学，还是在思考自己的罪过？’‘两者都是。’他一边回答，一边继续踱步。我不想提醒他，已经到了上床睡觉的时间了，因为他和我似乎都认为，一旦离开我，他很可能会自杀。”

维特根斯坦被天才的力量驱使，踏上了哲学的道路。这位聪明的学生很快出了名，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他的外表——身形清瘦却健壮，衣着尤其不遵循传统。大学里的交往风气极其自由，各种脾气古怪的人都很常见：许多扇大门都为有天赋的学生敞开。只有这样，维特根斯坦才得以在入学不久后，就能和剑桥哲学圈子里的大人物或多或少相互熟悉了。1912年11月29日，他在当地负有盛名的“道德科学俱乐部”做了自己的第一次报告，题目是“什么是哲学”。

两个月后，维特根斯坦收到了父亲的死讯。卡尔·维特根斯坦于1913年1月20日去世，为他的孩子们留下了一大笔财产，主要是美国证券。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如今每年可以拿到超过三十万克朗的收入。但这笔财富对他来说，与其说是可喜的好事，不如说是沉重的负担。于是，他在一封写给著名文化杂志《放火者》出版人的非正式信件中表达了他典型的态度：“请原谅，我用这个重大的请求来麻烦您。我想给您转一笔十万克朗的款，并请您自行将这笔钱分给奥地利贫穷的艺术家们。”这个不同寻常的要求得到了满足。本来就神经紧张的诗人格奥尔格·特拉克听说有人要给他两万克朗时，恐慌发作，迅速逃走并藏了起来。但除此之外，维特根斯坦的捐赠做了不少好事。西奥多·海克、艾尔西·拉斯科-许勒、奥斯卡·科柯施卡和勒内·玛利亚·里尔克都从这笔巨款中受益颇多。里尔克还在一首“献给外面某个未知朋友”的诗中表达了感谢，而维特根斯坦在收到这首诗的副本后，表示自己被这种“令人目眩的语气”“别扭地感动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维特根斯坦自愿报名参军，加入了第二堡垒炮兵团，被派往克拉科夫。他服完了兵役，但并不是以一个脱离现实或懦弱胆怯的知识分子的姿态，所有当时的证据都表明，他有“很强的责任感”，拥有熟练的“技术技巧”。这样看来，维特根斯坦似乎是个“爱国者”。他甚至还为奥地利军队提供了一百万克朗，用于改良迫击炮。他在激进的反战论者中（其中也包括他的老师罗素）看到了一群空想者，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自欺欺人。维特根斯坦的一位朋友说：“在这方面，我一再……从他那里听到关于罗素的……极其轻蔑的评价。罗素在二十年代建立‘和平与自由联盟’之类的组织时，维特根斯坦就这样骂过他。于是，罗素说：‘好吧，您也可以成立战争与被奴役联盟啊。’维特根斯坦热情地回应道：‘很可能，很可能。’”

1916年6月，维特根斯坦在阅读了托尔斯泰的文章《福音书简述》后，将自己的思想写了下来。这些思想遵循着他那段关键经历的启示，与他对于语言和逻辑的基本思考无关，因此更像是一次关于哲学的信仰声明：“上帝以及生命的目的？——我知道这就是世界，我知道我身处世间，就像我的眼睛处于眼睛的视界中一样。世界的问题在于，我们为它赋予了意义。这种意义并不存在于它本身之中，而是在它之外；世界就是生活，而我的意愿穿过了世界；我的意愿也许是好的，也许是坏的；一切好的或坏的都以某种方式与世界的意义联系在一起。生活的意义，即世界的意义，我们会把它称为上帝，并且将它与父亲的比喻联系起来。祈祷就是对生活意义的思考。我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操控世界上的事情，对此我完全无能为力。只有这样，放弃对这些发生的事产生影响，我才能让自己独立于世界而存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实现了对世界的控制。”

维特根斯坦在前线的最后一个假期，是在他叔叔保罗的庄园里度过的。他正是在那里写下了《逻辑哲学论》，英译本名为《逻辑哲学导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这本书最终让他名声大噪。他将这本书的手稿给了卡尔·克劳斯的出版商雅荷达，然而稿件被拒绝了。维特根斯坦直到战争结束前几天才得知了这个消息。1917年11月3日，他在意大利的特伦托被俘。在卡西诺山脚下的俘虏营里，他被强迫保持安静，这重新引发了他内心早已熟悉的抑郁。他感到空虚和无力。这场战争值得它所造成的痛苦吗？此外，他的悲伤和愤怒还有个人原因：就在维特根斯坦收到雅荷达的退稿信的两天前，他听说了哥哥库尔特在前线饮弹自尽的消息——这是卡尔·维特根斯坦第三个自杀身亡的儿子。

《逻辑哲学论》的第一版于1921年出版问世，书中印刷错误百出，维特根斯坦对此很生气。一年后，备受好评的伦敦罗德里奇和凯根·保罗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作品的双语版。公众对这本书持保留态度，维特根斯坦的论文并没有激起人们的热情。其原因也许是作品的整体结构过于严密。然而，维特根斯坦一开始所遭受的不理解，与《逻辑哲学论》中结论的含糊其辞几乎无关，因为他的作品试图解释的，正是这种哲学的严谨清晰、不可误解。哲学中的“明确可说”应该被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关键……是那些可说的，即通过语言可以被表达的理论（说出的正是所想的）；而不可说的，只能被展示——这就是我认为的哲学的根本问题。”

《逻辑哲学论》为哲学归纳出了一套激进的、基于语言逻辑的精简程序，尤其让那些习惯了陈旧的形而上学中繁复华丽辞藻的哲学家们很不舒服。对于西方思想的传统主题来说，一旦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方法加以严格限制，那么真正可说的就所剩无几了：“世界就是所发生的一切。——所发生的即事实，就是诸事态的存在。事态就是对象（东西/事物）的结合。——对象很简单；而组合方式是可变的、不定的。对象的组合构成了事态。——我们会为自己造出事实的图像。——在图像中，图像的要素与对象相对应。——图像与被反映物在反映的逻辑形式上是统一的。——图像所呈现的东西，就是图像的意义；事实的逻辑图像即思想。——思想会在命题中得到可被感性认知的表达。——在命题中使用的简单符号被称为名称；名称意指对象。对象就是名称的指谓。——只有命题才有意义；只有在命题的联系中，名称才有指谓。——思想就是有意义的命题。”

最终，这种刺激的哲学只着眼于讨论（仍然）可行的事：“凡是可思考的东西，都能被清晰地思考。凡是可言说的东西，都能被清晰地言说……虽然在可言说的一切中，都含有不可言说的东西，但可被展示的东西，是不可被言说的……对不可言说的东西，我们应该保持沉默。”在《逻辑哲学论》出版后，维特根斯坦一开始认为，认识依据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而且在知识合理性范围内实现了永久性的止损。但这种乐观的想法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作品并没有提及哲学这个寿命比所有子孙都长的顽强老太太的结局。

重新回到“平民生活”中的维特根斯坦，试图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他放弃了自己的财富，把它们分给了其他家庭成员，这让接受者不知所措。从1920年9月到1926年5月，他在奥地利担任省里的小学教师，而且干得还不错。他回到维也纳，受姐姐赫尔米娜的委托，亲自设计建造了一座三层小别墅，这后来被称为“已经变成家的逻辑”。1929年初，他回到剑桥，在那里获得了一项用于研究的补助金，于是迅速投入了工作。此时，《逻辑哲学论》已经是一本著名但仍有争议的书，而维特根斯坦本人已经准备好成为一位著名哲学家了。他仍然笃定，自己身上什么也不会发生，相信自己在那段关键经历中认识到的这种确定性。几乎所有人都没注意到，他已经开始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哲学思想了。而他此时兴趣的焦点不再是对《逻辑哲学论》进行精简描述，而是语言的实际使用和与之相关的应用场合。

在《哲学研究》这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真正代表作中，他致力于研究自然语言的丰富性。他认为，自然语言所具有的作用，远远超过了自然科学的狭隘思想所能理解的。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将这种新的咒语称为“语言游戏”：“一旦看到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命令和按照命令做出反应——描述一个对象——创造和阅读故事——表演戏剧——猜谜——讲笑话；叙述——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请求，感谢，诅咒，问候，祈祷。”语言游戏揭示了语言的含义：“一个词的意思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语言游戏’这个词就在强调，语言的言说就是其活动——或称其生活形式——的一部分。——而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语言游戏并非源于思考。思考是语言游戏的一部分。因此，这个概念在语言游戏中很普遍。你必须明白，语言游戏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预见的。我是说，它没有依据可循，非理性（或说不合理）。它就那样存在了——正如我们的生活。”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从日常语言的丰富性中推导出人类生活形式多样性的思路，这就为更深刻的理解开辟了道路。哲学家成了训练有素的记录者，富于技巧性地记录着纷乱复杂的日常活动。他透过生活的表面结构，抓住生活的真实状态。

1938年，维特根斯坦取得了英国国籍。1939年，他接替摩尔，接受了在剑桥的光荣教职。于是，维特根斯坦成了一名哲学教授，这对他来说却有些“荒唐”，“就好像被活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伦敦的一家医院里提供志愿服务。1947年，他放弃了教授职位和相关的工作事务，因为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他想寻求孤独。有长达一年的时间，他住在爱尔兰——正如他所说的，“远离”“所有文明”。1949年夏天，经多位医生诊断，他患了癌症。这对他来说，似乎是种解脱：“当我得知自己得了癌症时，我一点儿也不害怕。但当我听说人们想做些什么来对付它时，我真的吓坏了。因为我不愿意再继续活下去了……”

维特根斯坦知道，自己的生命时钟已经快要走完了，死亡正在等着他。他觉得这很公平——他凭什么应该比别人走得更远呢？自己身上最终什么也不会发生——这个信念伴随了他的一生，而且终于在他去世时得到了验证。尽管被病痛折磨得很痛苦，维特根斯坦在逝世前两天仍然以录音的方式坚持工作，这些录音在他去世后被收录在文集《论确定性》中。1951年4月29日，维特根斯坦离世了。据说，他的遗言是：“请您告诉他们，我活过了美好的一生！”对他的朋友们来说，这句问候一定像一个苦涩的玩笑，因为维特根斯坦经常流露出渴望终结一生的愿望，如今终于实现了。维特根斯坦为哲学赋予了谦逊的品质，这也正是贯穿他一生的个人特征。他知道——我们也很乐意记得这一点：“怀疑只存在于有问题的地方，而这一定是在有所言说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我们会发现，即使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得到了解答，我们的生活问题还根本未被触及。”

| 选自《生命的燃点：30位思想巨匠的顿悟时刻》，（德）奥托·A.波默 著，聂宗洋 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版权声明

版权属于原作者，仅用于学术分享